网约车新政满周年，打车难问题为何难解

　　网约车新政即将满一周年。去年7月28日，《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两份文件的出台给网约车的合法地位正名。

　　一年时间即将过去，曾因为承运人责任主体不明晰、乘客安全和驾驶员权益等问题饱受争议的网约车，在完善市民出行安全的责任之外，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新规后打车难的问题是否缓解？

　　合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根据《暂行办法》，合规的网约车平台、车辆和驾驶员，需要集齐“三证”。“一城一策”框架下，网约车平台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牌照；车辆需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司机要考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不难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几大网约车平台积极“办证”的背后，是整个行业为了确保乘客的权益、乘车安全、服务质量得到有效保障的实际表态。

　　神州专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神州专车已经拿到32张线下运营牌照，同时在驾驶员的培训和考试环节投入了大量精力；滴滴出行工作人员也透露，截至目前，已经获得超过20张线下运营牌照；而处在风口浪尖的易到也拿到了7张牌照。

　　交通运输部深化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目前网约车仅处于有序发展的“起步”初级阶段。“网约车新政出台一年来，有两个变化较为明显。第一个变化是从过去的市场规模无序状态在逐步向有序规范发展；第二个变化是，从车辆、人员的准入门槛来看，对乘客权益的保护、安全机制在逐步落实”。

　　打车难问题突出

　　不过，网约车新政虽然有效缓解了此前的合规性问题，但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突出。

　　记者从滴滴出行获得的数据显示，北上广深2017年6月早晚高峰和夜间时段的打车难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深圳早晚高峰打车难度上升幅度最大，北京夜间打车难度上升幅度最大。北上广深2017年6月早晚高峰打车难度同比去年分别增加了12.4%、17.7%、13.2%、22.4%。

　　影响出行满意度的另一关键指标是打车效率，尤其在通勤时段和恶劣天气时，高效出行是市民刚需，滴滴出行通过打车应答时间来衡量打车效率发现，2017年6月北上广深打车效率同比去年呈不同程度下降。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大多数人表示，目前打车难问题尤为明显。

　　“相比于新政实施前，感觉更难了。”打车族王女士向记者抱怨称，每天上午她都会同时打开数个网约车软件打车，但基本上没用，“在十点半以前别想打到车”。

　　早高峰时段，记者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22.860, -0.20, -0.87%)尝试了多款网约车软件发布订单，遗憾的是并未有15分钟内可到达的车主或者出租车司机应答。

　　但实际上，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多家网约车平台的营运效率几乎实现满负荷状态。一位上海地区的专车司机告诉记者，“高的话一天能达到20单。除却早晚高峰时间，平时的空驶率也相当低。”

　　“合法网约车对车辆价格、轴距、排量等的高门槛、对司机的高要求和高强度的监管可能使部分司机最终选择退出网约车服务，导致可供选择的司机及车辆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减少。”一位不愿具名的网约车平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供给端的减少加剧了打车难问题。

　　“新政实施后，网约车需要很高的准入门槛，司机还要为考试耗费很大精力，而且平台补贴越来越少，现在可能连补贴高峰时期的一半都赚不到了。”另一位司机也无奈地告诉记者，所以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司机选择了转行，而他最近也在寻觅新的工作机会。

　　改革还将突破

　　对于网约车打车难的问题，多家平台方都表示正在积极解决。前述网约车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人口流动是符合社会需求的体现，对于出行需求较为集中的京沪来说，人和牌的限制，对网约车平台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阻碍。而难以理解的是，部分二三四线城市，对于车价、车型等设定了远超北上广深的苛刻要求，甚至地方细则没有经过征求意见阶段，就直接落地实施了。

　　他表示，仍然希望延长政策过渡期，例如可以每月定量疏导一定比例的不合资质司机退出本地运营，同步调节补充网约车运力，尽量避免对司机就业和消费者出行造成突发性的巨大冲击。“还有一点，建议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制定网约车政策，让老百姓有实惠车可打。”

　　徐康明则建议，各地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也要着力建立行业的正向激励机制、完善配套市政设施、加强驾驶员队伍建设，加快推进改革措施的顺利落地。

　　总之，如何将有效监管与新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民众的利益做恰当平衡，考验着管理的智慧与耐心。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一些利好信号频频放出。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提出“包容审慎”原则；7月初，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再次强调，要“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协同治理”。